消失的安妮宝贝：她改变的不只是笔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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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阅读需要主张』
庆山，作家，曾用笔名安妮宝贝，代表作品有《告别薇安》、《八月未央》、《莲花》、《春宴》、《得未曾有》等。最近刚刚出版新作《月童度河》。
对许多80、90后的年轻人来说，安妮宝贝是他们青春记忆的一部分。曾经有那么一个时期，她的书是人手一本的爆款畅销书。从繁华的北上广，到逼仄的小城镇，她是一代人共同的阅读记忆。
当然，我们熟悉的这个作家，从出版《得未曾有》时就已经拥有了一个新的笔名：庆山。对于改名的原因，她解释道：“安妮宝贝”这个笔名，只是写作之初的信手拈来，随着时间推移，这个名字不再适合当下的自己。而“庆山”，显然更符合她如今的心境。“庆”有一种欢喜赞颂之意，而非消极、灰暗的态度；取“山”字，则是因她旅行爬过很多高山，这些山看起来结实，“好像是大地上特别稳定的东西，跟天地都联结在一起。”
围绕着早期作品引起的诸多争议，比如：文字是否太过“文艺腔”？故事是否太过灰暗？“颓废”的写作是否对读者产生负面影响？庆山看得很淡然，她认为这是一个写作者自身成长的自然过程。在她经历人生中迷惘、灰暗、挣扎的时刻，她坦诚地写出了那种状态；而当她的人生走到新的阶段，曾经的辗转痛苦拥有了答案之时，她也坦诚地接纳了如今更加平静的自己。
如同“庆山”这个新的笔名一样，作家的写作也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。庆山如今的写作，就如同跟天地联结在一起一般，是指向心灵的修行。从“安妮宝贝”到“庆山”，她改变的，不只是笔名。
借新作《月童度河》出版的契机，新京报书评周刊对庆山进行了独家专访，对围绕着她写作的诸多争议与转变，庆山都给予了坦诚的回应。以下是此次访谈的节选，如果您有兴趣阅读访谈完整版，请关注近期出版的书评周刊。
消失的安妮宝贝：
多年以后，对话庆山
文｜柏琳
动笔前，我迟疑很久，沉浸在情绪里，非常沮丧。如果对于一个作家的喜爱一以贯之，写下他就不会遭遇困顿；如果对一个作家曾经无名喜爱，而后产生怀疑，离开了她，过去多年，又要回来寻找她，个中曲折和幽闭心思，实在难以言明。
写这篇手记时，在房间里放一首轻音乐，叫《青石的街道向晚》，若隐若现的苏州评弹《潇湘夜雨》是背景，如同江南月色里荡开一只小舟，注视波光里渐渐模糊的小镇远去。
我说的这个作家，她曾经是安妮宝贝，现在叫庆山。十六年过去了，曾经那么多喜欢她的读者，学生也好，城市白领也罢，甚至是一些面目模糊的人群，消散在人海中。
敞开自我，成为城市里的人困难的功课。朋友中不乏持续阅读安妮宝贝的人，而光阴流转，更多人已经以阅读安妮宝贝为耻，也忌讳再谈论她。
是的，在中国知网上搜索词条“安妮宝贝”，蹦出来接近七千篇文章。严肃文学评论圈里，一直不缺对她的分析，物质主义、小资文化、伪文艺、消费主义的产物……鲜见赞赏之声。这种偏差，着实让人玩味。事实上，安妮宝贝的文字，虽然远离宏大的社会现实，探讨的只是边缘人的内心曲折，却又本本畅销，这让“严肃读者和评论人士”有点尴尬。
但我想，她是不会为了迎合体制性文学潮流而去“完善”自己的。她没有写实派对现实的刻画，没有先锋派对形式的悬想，她有的，只是对城市里疲惫男女内心绝望感的直抒胸臆，用破碎的句式。
庆山新作：《月童度河》
版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6年6月
看她的书，会被一种灰败的情绪感染，而这情绪，其实也不关物质主义和城市消费什么事，它是每一个奔波在通勤高峰里的人都会经历的东西。在一个被虚假繁荣和浮躁裹挟的社会里，人又如何真正掌握自主的生活。安妮写的的确是情绪，却是每一个个体抗拒异化的努力。
2014年，她在出版散文集《得未曾有》时，改笔名 “庆山”。她说“安妮宝贝”的笔名，只是写作之初的信手拈来，随着时间推移，这个名字不再适合当下的自己。
她在悄然改变，不只是笔名。
她已经不是《告别薇安》和《八月未央》里那个穿白色棉布裙子，光脚穿球鞋的流离失所的女子了，她不再埋首杜拉斯和村上春树的酒精里，也不会去夜店，幻想一场陌生男女情缘。她不再会变成《彼岸花》里那个以为可以被一个男人带着远走高飞的决绝的南生。她说，人不能自毁少作，但那些写作，其实都只是情绪。
《彼岸花》
版本: 南海出版公司 2001年9月
她已经是一个小学二年级女孩的母亲，一个对日常生活生出归顺和赏玩之心的中年女性。写完最新散文集《月童度河》，她剪了一头利落得甚至过于清爽的短发，那个想象中留着海藻般长发的姑娘，就这样伴随着“安妮宝贝”这个曾经红透的笔名一起，消失了。
如今，她写阅读、写作、旅行、自我修习，对情感的体悟，与亲友共处的点滴，以及生活的琐碎细节。这些在时间中累积的文字，如实展现了经由思考步步前行的心境。现在，她要用思考代替情绪，用清明代替迷惘。
《莲花》
版本: 作家出版社 2006年3月
我的书架上，有她的十五本书。《莲花》之前，阅读她要在盛夏，炽热的情绪需要高温梅雨氛围。从《莲花》开始，一下子掉入了南方阴冷冬季，下小雨，没有暖气，在天光很暗的卧室里，一边读一边跺脚，越来越冷。
我是时刻需要温度来自我确认的人。安妮从《莲花》开始向更广寒的天地，探索人与人之间的深渊究竟是否可以弥合。这突变，让我一下子难以承受。
往后的作品，诸如《素年锦时》和《春宴》，越来越忽视情节，把心力向灵修哲学的探讨上转移，却越发像是种悖论——一切不过是类似的故事，对现实生活冷漠的男女，幽避一角，伺茶弄花，或者商业精英经历如梦繁华，对生活产生怀疑，两个人邂逅，谁会是谁的救赎？她尝试走入人内心更深处，不再有情绪了，却依然对人的绝望感没有答案。
一直有困惑，想见一见她。
真的见到了。在专访前夜，收到一个大学同学从埃及发来的微信，她和我一样，持续阅读安妮的书，我们很少交流，但安妮的书是心灵密码，寥寥几句总让我们彼此获得安慰。她其实正好和我相反，是温和的姑娘，内心却有很多要撕碎世界的能量。而我是激越的人，内心却其实一直愿意归顺于这个世界。她在微信上说，“替我和安妮问好。”
在咖啡馆见到安妮的一刻，我非常不自然地与她颔首，彼此都很窘迫。不知道如何诉说对她的复杂认知。她也是淡淡的，热情很少，不会说亲切的话，真的是人际关系很被动的人。我立刻明白过来，原来，内心深处，我们都是女童，不知道真正和陌生人相处的方式是什么。
被她胸口的项链吸引，是一块用两种颜色的粗绳串连的白水晶，年份古老，质地黯淡却通透，她说这是用来净化能量的信物。人生行至于此，才真正开始修行。而我们的话题，围绕的都是“个体的修行”。这修行，发生在她与深处的自己之间，发生在她与他人之间，也许，更发生在她与世界的关联之间。
《八月未央》
版本: 作家出版社 2005年8月
接近两个小时的谈话中，我一直很怅惘。想起多年前的旧文字，原来她并不留恋。她说那只是年轻时的妄想，“一个作者自己都还在迷惘，书写下来的只能是颓废”，她觉得年轻时的自己，因为不够强大，所以对世界充满警惕，那种不信任感而写下的文字，并不能经过时间的洗涤，所以需要重新出发。
我却想代替她留恋。她说，偶尔想起生命中出现过的故人，尤其是年轻时相遇的那些野性生长的女子，“曾经处境相似，彼此陪伴抚慰，如同相爱。后来纷纷失散，相忘于江湖”。
那就这样吧。“每个人都要接受生活里因为某个人的离去而产生的空缺”，她这么说。
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
新京报：很多读者都说，你的创作前后期的分水岭在《莲花》，《莲花》之后那个颓废的安妮宝贝不见了，你如何看待这种评论？
庆山：一个作者的作品，风格和调性不会随意变化，会有自始至终的某种骨架存在。对我自己来说，就是作品应该具备的哲学观。一部只讲故事而不试图探讨一些深度的作品，在我看来是缺乏诚实和勇气的。作品应该成为有效的精神表达工具，而不仅仅只是让读者愉悦或上瘾，以此取悦他们。作品应该让读者有心灵的收获。
《莲花》之前，我的早期作品，感性和理想主义的色彩浓重一些，也有年轻的情绪和充沛的情感能量。那个阶段的我，二十几岁，一些问题没有想通，自己也有迷惘和消极的情绪。后来人生陆续有许多变化，包括远走他乡，漂泊，旅行，经历种种变故，在实践中思考，在动荡中静思。《莲花》之后，很正式地以书写来思考和表达人生的价值观、生命意义等形而上的问题。我是随着自己的生命历程慢慢成熟起来的作者。
新京报：你说自己是个晚熟的人，33岁时，心还是20岁的。在新书《月童度河》里谈到，自己真正成熟是从《春宴》开始的，之后心和年龄才开始同步，所以你其实更认同《春宴》对你的写作分界的意义？
庆山：写《春宴》时，有了一些人生经历和思想的沉淀，观点会更集中也更有思辨。在《春宴》中讨论了很多生命课题，包括我们如何去觉知自己的心、如何付出和得到爱、如何面对无常、如何与动荡和变革的社会共存。内文中有大篇幅的个人评述。如果读者没有一定的相等的经历及思考过程，很难切入这部分内容。过于年轻的读者可能跟不上，他没有心力去理解这些表达。
《春宴》
版本: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年8月
最近出版的《月童度河》，是一本散文集，看起来体裁较为自由随意，但其中探讨的主题，依然是很实际很正式的。传统文化、情爱、社会、人际、信仰、修行、亲情、写作……都有面对。
早期的作品，较多想象和抒情，血肉丰盈。后期的作品，理性与探讨的成分较多，筋骨明显。情绪和情感是铺开的，像大海容易让人沉沦。思考不一样，它像一条深邃黑暗的隧道，看起来有些封闭，但也更集中，探向更深远。现在我试图让这两种作品成分能够互相完善共存。
新京报：从前那些血肉相对丰满的作品，会让人感觉到颓废、决绝、支离破碎、生活状态原子化，让部分读者觉得受到了伤害，你如何看待这种读者的情绪？
庆山：我从来不觉得一部作品会伤害到他人，除非他们自己决定伤害自己。作品只是一面镜子，投射阅读者的心境。读者应该为自己的心境负责，而不是要求作品为他们负责。死亡、颓废情绪、血腥暴力或负面情爱的主题，历来都有作者在表达，一些日本或欧洲的作者，表达得更彻底。即便是我早期的作品，也不算逾越界限。只是一些观点陈述比较直截了当。在作品中呈现生命和生活的各个面向，是创作者的工作内容。我们不必故意去忌讳或回避什么。决定停止的时候，也是觉得一段迷惘的路走尽了，自己有了答案。即便再去表达或展示，也是为了对他人有启发。
庆山（安妮宝贝）早期代表作：《告别薇安》
版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1月
早期作品有些消极情绪，但一些读者从中依然读出生命独立和坚强的必要性，加深内心思考，感觉到平静和被抚慰。而有些读者只读到形式的诱惑或模仿的冲动，最后在现实中屡屡碰壁，然后推卸责任给读过的某部作品，对作者肆意污蔑。这是不理性的幼稚的态度。阅读作品，应该考虑到自己的心性、理解能力和心力。这决定你最终从中得到的是什么。
新京报：除了写作，你在工作中还经常会做采访。之前的《得未曾有》，甚至就是与相遇的四个人之间的深度采访后的作品，你曾说自己之所以愿意做采访，也许是因为对人心有探索的心意。以一个写作者的身份做采访，你能从中收获什么？
庆山：采访是一种与外界和他人的观察、记录、沟通、分享。当时的初衷是，想让一些年轻人对中国传统文化、与浮躁时代潮流逆向而行的生活方式、宗教感的视角、淡泊从容的人生态度发生兴趣。这可以带给他们一些借鉴和启发。生活中有意思的内容，不应该仅仅只是奢侈品、美剧韩剧、电子游戏、各种娱乐玩耍、明星以及功利的社会价值观。《得未曾有》提供的是一些看起来边缘但实际上不容忽视的心灵价值。
《得未曾有》
作者: 庆山
版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年6月
对我来说，采访是平等的。它也是一种创作体裁，但是作者需要把自己放在隐蔽的位置，尽量让对方的观点凸显。采访需要善良的品质。因为采访者和受访者都是生命体，不是小说里虚构的人物，是活生生的人，所以你应该尊重对方，保护对方。因为对方出于信任对你坦承他的心绪和人生经历。这是可贵的。
新京报：采访中如果得到负面的能量，你如何处理？如果出于纯粹的善良，会不会遮蔽很多东西？
庆山：现在有一些采访，尤其是涉及到娱乐圈的，会专门想写一些负面的挑刺的报道，去粗暴简单地判断对方，娱乐他人，提供刺激。这种运作最终会导致彼此的毫无信任。加深人与人之间更多地误会和防备。
我当时做采访，一开始设定的基调，就是尽量如实而客观地呈现对方的状态，侧重把一些美好的需要细微体察的存在，展示给更多读者。他们没有机会认识的，我来观察、记录。他们体会不到的，我来表达。互相之间流动的应该是一种欣赏、感动、提供帮助的能量。我会选择尊重我的采访对象，这是一种对缘分的珍惜。
《素年锦时》
版本: 作家出版社 2007年9月
新京报：有人说你有“政治冷漠症”，不关心大时代，不关心社会现实和公民权利，只沉浸在边缘个体的小情小绪里……诸如此类的批评，你如何看待？
庆山：写作者各有任务，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必须去写关于历史、政治、社会的大题材，或者只有通过这个途径才能展示作品的价值。不是这样。如果社会或文学环境也只以这样单一的标准去定义作品价值的话，只能说明这种标准的贫瘠。
对我来说，从写作初始，一直到十六年以后，我关注的始终是个体的跋涉、自省、觉知和试图完善。这并不是什么小情小绪，而是真正地去关注我们自己和他人的心灵质地，而不是选择粗率潦草地隐没在一个集体里。说得直白一些，就是先把自己当作一个真实而独特的人去看待。
一个平衡的社会，需要由平衡的个体来组成、传承，光凭靠几句口号、几篇控诉文章，不会有什么结果。每个人都要从自身做起，尽量完善自己，再利益他人，如此类推，清除一些污染和破损。自己的生命处理好了，再去处理身边的环境，帮助他人。
真正的写作，关注的首要应该是个体。这是我的看法。
赏给坚持原创的书评君一个可爱多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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